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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栋:把“尖刀”插进“华中剿总”

发布日期:2009-05-19 11:27

  连日来,晨报寻找“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经多方探寻,记者发现,当年5000多份布告之所以能够顺利投放到市民百姓当中,不得不提及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蔡国栋。

  2009年5月15日,87岁的蔡老,向记者清晰地回忆着60年前的5月15日:那天下午,他和战友杨孟华两人站在中山大道民生路口附近的品芳照相馆楼上阳台,朝马路上的人群散发了上千份“布告”。当时,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围观布告的人群,解放军即将进驻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如同燎原之火在老百姓当中迅速传播。

  姓名:蔡国栋

  性别:男

  年龄:87岁

  主要事迹:1946年6月,“中原突围”后,奉党组织指示,江汉军区城工部特派员蔡国栋从战场上转移到武汉,投入“第二战线”从事地下斗争。到汉后,他利用社会关系将妻子和孩子安顿下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隐蔽战场的斗争中;解放后,他历任市劳动局政研室主任、洪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1987年离休。

  假扮囚犯运送印刷品

  1949年5月14日,蔡国栋和战友杨孟华按照上级指示,在位于武昌的一处地下印刷厂里,干了一个通宵,制了5000份32开及200张对开石印版等规格不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并计划运到江北的汉口。

  然而,敌人已经封锁了江面,轮渡停了,所有民运船只一概禁止通行,就连沿江大道以及各码头,都有荷枪实弹的官兵巡逻、把守。

  怎么才能突破封锁把布告运过江去?蔡国栋和杨孟华商议来商议去,终于想出一条瞒天过海的妙计。

  他们的计划是:由警察局中的“自己人”王钟斌以警察局的名义,向江边大堤口江防部队的守军连长打招呼,有两名犯人要押过江去收监,然后过江。

  于是,蔡国栋和杨孟华将印刷品打成行李卷,到离江边不远的僻静处等待。王钟斌等3名警察各提手枪一支,机头张开,用绳子将蔡和杨“绑”上活结,以“押送犯人”的形式通过检查。

  计划中,还为万一出现意外做了预先准备:一旦敌人强行检查行李卷,王钟斌等人就开枪将其撂倒,迅速上船抢渡过江;如果到对岸后遇到检查,就佯装成犯人逃跑的样子,警察朝天鸣枪追击犯人“护送”到目的地。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一行人来到江边大堤口码头。果然,江边已经戒严,不见行人和船只,一派肃杀之气。

  由于王钟斌事先和守军的连长打过招呼,一行人登船时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和刁难,从过江到登岸都非常顺利,印刷品在一路“绿灯”中送抵汉口。

  移花接木巧办印刷厂

  说起印制布告的地下印刷厂,同样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

  蔡老回忆说,在武汉的地下活动中,需要印制大量的宣传品。但是限于物质条件,短时间内又无法办到。为此,他和同事杨孟华等人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开办地下印刷厂的好办法。

  1949年3月的一天,杨孟华告诉蔡国栋,他结识了武昌民主路的褚华楼印字社的小老板刘俊,此人从西南联大农学院毕业回汉,在家接管生意。但是苦于时局动荡、生意萧条,自己又学无所用,十分苦恼。

  经过杨做工作,刘俊表示愿意为地下党尽一份力。于是,在汉口统一街维昌里3号杨孟华的家中,蔡国栋与刘俊见了面。

  交谈中了解到刘的印字社有一台石印机、两台圆盘印刷机,但是铅字很少,更没有资金。

  听完刘俊的介绍,蔡国栋又犯了难:如果按照需要使印刷机开动起来,没有800到1000块银元,根本实现不了。城工部不可能提供经费,只能靠地下党人自力更生。

  这时,武大的进步学生张中文带来了好消息:已被策反的国民党航空公司电台台长陈甫子愿意支持,还拿出了4根金条。

  经费有了,印刷厂风风火火地开工了——由张中文负责资料审编、杨孟华搞供应,蔡国栋则负责安全保卫和宣传品的运输。

  当时,武昌积玉桥警察分局以王钟斌为首的几名警官,已被城工地下组织吸收了。而褚华楼印字社的地段,正属他们管辖。他们为印刷厂日夜分工巡逻,有些宣传品甚至还由他们在夜间执勤时向外张贴散发。

  褚华楼印字社在武昌是家老字号,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它会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党的印刷厂。

  敌人电台成了我们的

  1949年2月,组织上给蔡国栋下达了一项任务:设法在武汉建立电台。

  当年,在新四军五师的时候,蔡国栋曾担任过机要秘书、管过密码本,对于电台的重要性他深有体会。但是,要在敌人的心脏里设电台,谈何容易?

  也是无巧不成书。在江汉军区城工部发展的进步青年中,有一个来自武大的学生张中文,正在给国民党航空公司电台台长陈甫子的女儿和儿子当家教,双方关系不错,张有时还住宿在陈家。

  由张中文介绍,蔡国栋等主动拜会陈甫子,几次接触下来感觉:陈为人豪爽慷慨、有学识,特别是政治立场倾向进步。

  一天,蔡国栋单独约见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将建立地下电台的事情提了出来与其商榷。没想到陈甫子毫无忌讳,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从筹建到技术都说得头头是道。

  “我们一无经费,二无场地,三无专业人才,所以最终还是得借助您的力量啊……”蔡国栋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要求,陈甫子当即爽朗一笑表示欣然接受。

  很快,地下电台就运转起来。无论敌人的美造高效能电波探测器再灵敏,也不可能怀疑甚至是探测到这部属于自己的电台。

  听说襄南解放区因荆州、洪湖水患急需水利人才时,陈甫子还动员了自己的一位工程师好友,携带经纬仪和水平仪前往施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陈还将自己的女儿嘱托给蔡国栋,送往解放区。

  “尖刀”插进华中剿总特工处

  国民党华中剿总二处(特工处)处长熊振汉,湖南临乡人,在未进特务组织之前是一位县级中学教师。

  当时,有一个学生名叫胥亚平,因为聪明深受熊振汉喜爱,被他收做义子并接济读完高中。

  后来,熊担任国民党南京中央警校教务长时,将胥亚平收到该校培养,视同己出。

  胥亚平毕业后,熊希望他随自己参加特务组织,但是胥认为自己当警察这条路已经走错了,当特务更是十万个不愿意,于是便婉言谢绝。

  胥亚平因为倾向进步,后来被发展为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一次,他在与蔡国栋的谈话中,提到了与熊振汉的关系。见胥亚平十分懊悔,蔡国栋便劝他不如利用这个为革命立功的机会,接受熊的“栽培”去当特务,以便掌握机要,为党输送情报。

  胥亚平打消了顾虑,接受组织派遣回到熊振汉的身边。见干儿子这么迎合自己的殷切期望,熊感到非常高兴,马上就任命他为机要上尉参谋。

  起初,熊振汉的副手对胥怀有疑心,曾多次试探考查,都被胥一一应付化解。

  进入特务机关后,与蔡国栋单线联系的胥亚平陆续提供了一份特工处向解放区派遣特务的重要情报。这些特务的本名、化名、联络落脚处,随身携带的电台、枪支武器和伪造的解放区币,甚至是特征相貌和装扮服装全都弄得清清楚楚。

  1949年5月,剿总发布命令,准备在撤退前对进步人士进行暗杀。胥亚平连夜偷抄了一份有57个名字的暗杀“黑名单”,通过蔡国栋交给组织,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地避免了我方力量遭到损失。

  为解放军安排宿营地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区。看到战士们夜里睡在满是寒气露水的马路两旁,蔡国栋既感动又焦急。

  17日上午9点多,当他们在江汉军区城工部的办公地点忙碌时,三位解放军首长走了进来,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的首长介绍道:“我叫肖劲光,是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请问你们这里哪位是负责同志?”

  蔡国栋连忙上前跟几位首长一一握手,“我们城工部领导还在解放区,我临时负责,请首长们下达任务,我们尽力完成!”

  于是,肖劲光向他作出指示:要想办法让在马路上露宿的指战员住进房子里去,但前提是绝对不能滋扰百姓,不能住到老百姓家里去。

  接下任务,蔡国栋立即打电话给警察总局局长李经世(已策反),请他立即通知各分局局长亲率管段户籍警,出动调查辖区所有闲置房屋,把解放军战士们都安置进去,并妥善协助解决生活上所有问题。

  当天下午2点至5点,当看到战士们陆陆续续搬进房子宿营,蔡国栋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