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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

发布日期:2015-07-09 14:48
  五四运动后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主流的时期。武汉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已建立起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武汉地区曾经放出璀璨的光芒,成就了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是继北京、上海两个地区之后的第三个重要主阵地。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对武汉的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带给我们深刻的思想启迪。
  一、武汉地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主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20年至1923年,在武汉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呈现出组织性强、参与人数多、内容丰富、成效显著、影响广泛等特点,全面彰显了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阵地的重要作用。
  一是形成了一批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李汉俊可称为这支队伍的领军者。李汉俊是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先后发表近百篇文章,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赞誉为当时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不仅向武汉建党的几位骨干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而且直接联络和指导了武汉党组织的建立。1922年初回到武汉后,李汉俊仍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他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1922年5月下旬,在武昌撰写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体系,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作武器,进行社会革命。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黄负生等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以各种方式手段在广大青年学生、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革命斗争,为武汉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开辟并掌握了一批重要的宣传阵地。1920年2月,恽代英联系几个进步小团体创立了利群书社,在武昌横街头开办了以“利群书社”为名的书报门市部,开始逐渐经销《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新青年》等各种新思潮的刊物;和利群书社发挥过同样作用还有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汉口会文堂、进化书社、时中书社等。它们都是外埠一些进步报刊,如《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共产党》等在武汉的代售点。《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江声日刊》等武汉地区的主要媒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发挥过作用,登载过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原著。武汉党、团组织成立后,将《武汉星期评论》改造为武汉地方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使之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并成立了共进书社、湖北人民通讯社等宣传机构,创办了《全民通讯》、《反响》、《真报》、《劳动周刊》(武汉)等刊物;还派人到《江声日刊》、《汉口时报》等报馆担任编辑,将武汉党、团组织创办的《青年旬刊》、《妇女旬刊》作为《江声日刊》副刊出版,借其发行范围大,影响面宽的优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武汉党、团组织在利用报刊媒体,面向各个阶层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2年5月1日,武汉党、团组织发动《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江声日刊》、《武汉商报》、《武汉晚报》、《汉口时报》和《武汉星期评论》等7大媒体同时出版纪念“五一”专号,发表了《敬告劳动界》、《我对于武汉劳动的观察》等17篇文章。这是武汉地区自十月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在武汉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的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是在青年学生、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党组织成立之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即十分注重教育面向劳苦大众,注重平民教育。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要“注意下级平民的通俗教育”的问题,并和施洋组织了湖北平民教育社。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开创了许多新的形式。董必武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据点,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改革、教育革新等思想。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充分利用学校阵地,在湖北省立女子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师附属小学、启黄中学等学校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武汉党、团组织成员和部分青年学生还深入车站、工厂,组织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
  四是产生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有几本书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第一本是1920年6月张冥飞编写、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的《劳农政府与中国》。这本书对俄国革命及革命后的内政外交措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阐述了俄国革命与中国的关系,此书的出版,使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第二本是1920年秋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该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提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点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指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是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明确回答了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第三本是1920年9月由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该书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著名的左翼领导人马尔西诠释《资本论》的通俗读本,重点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第四本是1921年6月在汉口印行出版、由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这是一本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最高水平的著作。其重要价值在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上传播内容包括了“唯物史观说”、“经济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苏俄情况介绍,为中国人民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武汉地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大贡献。
  五四运动后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主流的时期。武汉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已建立起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武汉地区曾经放出璀璨的光芒,成就了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是继北京、上海两个地区之后的第三个重要主阵地。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对武汉的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带给我们深刻的思想启迪。
  一、武汉地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主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20年至1923年,在武汉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呈现出组织性强、参与人数多、内容丰富、成效显著、影响广泛等特点,全面彰显了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阵地的重要作用。
  一是形成了一批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李汉俊可称为这支队伍的领军者。李汉俊是从荆楚大地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先后发表近百篇文章,成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赞誉为当时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不仅向武汉建党的几位骨干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而且直接联络和指导了武汉党组织的建立。1922年初回到武汉后,李汉俊仍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他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1922年5月下旬,在武昌撰写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体系,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作武器,进行社会革命。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黄负生等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以各种方式手段在广大青年学生、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革命斗争,为武汉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开辟并掌握了一批重要的宣传阵地。1920年2月,恽代英联系几个进步小团体创立了利群书社,在武昌横街头开办了以“利群书社”为名的书报门市部,开始逐渐经销《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新青年》等各种新思潮的刊物;和利群书社发挥过同样作用还有中华大学书报经理部、汉口会文堂、进化书社、时中书社等。它们都是外埠一些进步报刊,如《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共产党》等在武汉的代售点。《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江声日刊》等武汉地区的主要媒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都发挥过作用,登载过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原著。武汉党、团组织成立后,将《武汉星期评论》改造为武汉地方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使之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并成立了共进书社、湖北人民通讯社等宣传机构,创办了《全民通讯》、《反响》、《真报》、《劳动周刊》(武汉)等刊物;还派人到《江声日刊》、《汉口时报》等报馆担任编辑,将武汉党、团组织创办的《青年旬刊》、《妇女旬刊》作为《江声日刊》副刊出版,借其发行范围大,影响面宽的优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武汉党、团组织在利用报刊媒体,面向各个阶层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2年5月1日,武汉党、团组织发动《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江声日刊》、《武汉商报》、《武汉晚报》、《汉口时报》和《武汉星期评论》等7大媒体同时出版纪念“五一”专号,发表了《敬告劳动界》、《我对于武汉劳动的观察》等17篇文章。这是武汉地区自十月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在武汉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的事,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三是在青年学生、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党组织成立之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即十分注重教育面向劳苦大众,注重平民教育。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要“注意下级平民的通俗教育”的问题,并和施洋组织了湖北平民教育社。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开创了许多新的形式。董必武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据点,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改革、教育革新等思想。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充分利用学校阵地,在湖北省立女子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师附属小学、启黄中学等学校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武汉党、团组织成员和部分青年学生还深入车站、工厂,组织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
  四是产生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有几本书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第一本是1920年6月张冥飞编写、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的《劳农政府与中国》。这本书对俄国革命及革命后的内政外交措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阐述了俄国革命与中国的关系,此书的出版,使中国人民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第二本是1920年秋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该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诠释。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提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点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指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是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明确回答了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制度问题。第三本是1920年9月由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该书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著名的左翼领导人马尔西诠释《资本论》的通俗读本,重点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第四本是1921年6月在汉口印行出版、由田诚撰写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这是一本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最高水平的著作。其重要价值在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上传播内容包括了“唯物史观说”、“经济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苏俄情况介绍,为中国人民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武汉地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在武汉早期传播的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促成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揭开了武汉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核心人物都曾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是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指明了新的方向。董必武、刘伯垂都曾是追随过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者、老同盟会会员。1919年2月,董必武从武汉抵达上海,结识了李汉俊。这位后来被他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并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刊物《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他。董必武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刘伯垂是武汉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早年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1919年回国后即在广州担任《惟民周刊》编辑,从事进步思潮的宣传活动。1920年初夏,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入党,并受陈委派到汉建立党组织。在五四运动中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陈潭秋1919年秋在上海与董必武结识,二人一见如故,陈潭秋阅读了李汉俊推荐给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同晤谈了中俄革命道路问题,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回汉后和董必武一起创办武汉中学。他对李汉俊邀约董必武在汉建立党组织一事表示热烈赞成。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传播,正是由于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等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诞生。恽代英也是从翻译《阶级争斗》起,开始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并且通过这种学习和研究,开始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后,他主动向利群书社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讲解《阶级争斗》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思想感悟。利群书社成员李书渠说,当时大家一方面听恽代英讲心得体会,听他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自觉地阅读,《阶级争斗》“对我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影响很大”。到1921年7月恽代英领导成立共存社时,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完成了这一转变。他的一批同志和朋友,如黄负生、萧楚女、李书渠、林育南、李求实等,均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并在中共一大后很快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
  二是提高了武汉地区早期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培养锻炼了一批先进青年。
  利群书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影响了施洋、刘光国、林育英、刘昌群、张绍康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武汉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力量。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使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一批青年学生思想受到启发,开始热衷于这个“主义”。不久,她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第一批女青年团员。
  由于武汉地区党、团组织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使这批革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建党时期武汉地区的革命刊物上,林育南、萧楚女、张继渠、何恐、夏之栩、徐全直、秦怡君、董汉儒等人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武汉中学团支部书记董汉儒在《学生课外应注意政治研究与团体训练》一文中较完整地提出了革命团体的组织原则、个人修养及行为规范,夏之栩撰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苏俄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婚姻及男女教育平等状况,何恐《俄国十一月革命的教训》一文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戈壁在《十一月革命与唯物史观》一文里较为科学地阐释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与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这些先进的革命思想反映了那时武汉地区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他们的宝贵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学习,哺育出武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的这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敏锐的革命青年,提高了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同时,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投身革命实践使他们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与信念,迅速成长为革命斗争的精英与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是推动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武汉地区先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的传播者,又是思想的实践者。他们走进工厂,经过调查,撰写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和《汉口苦力状况》等文,在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月第1号上发表。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后,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求成员有组织地“到纱厂里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到工厂、车间进行调查。包惠僧通过调查完成了《我对于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的报告,于1921年9月8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武汉地区的党、团成员还主动到工厂去办夜校、办识字班。时在武汉中学工作的董必武等人就常到学校附近的工厂里去“办夜校、办学、访问学生家属,和工人接触,做工人工作”,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工人的遭遇,深入浅出地向工人群众讲解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对立等问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如何争取自身的利益。1922年5月1日,陈潭秋、林育南在《武汉星期评论》“五一”专号上撰文,向工人群众指出“现在世界的大问题就是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问题,中国所处的地位就是被世界的资本主义者所宰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打倒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同日,施洋在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的游行庆祝大会上演讲,号召工人阶级“最后要打倒压迫阶级的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俄国十月革命已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武汉党组织正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工人群众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渐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积极投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发展了项英、林育英、林祥谦、曾玉良、秦怡君等一批工人党员,使得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可以说这正是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伟大成果。
  四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在形式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式传播,这是除上海、北京两地外其它地区少有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武汉地区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直接在公开的刊物传播的形式。李汉俊给董必武的回信《改造要全部改造》,刊登在《建设》杂志第一期上。刘仁静、林育南与恽代英之间的思想交流则是公开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期和《我们的》第六期上。这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现实、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旧的中国等都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党、团组织中的公开学习形式。翻译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以公开的形式发行的,并且印数相对比较多。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早期党员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思想有一个提升的作用,促进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思想转变时,直言由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等三本书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面世,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北京、湖南、武汉等地党的早期组织把它作为学习的必读教材。湖南文化书社在7个月内,就销售了200多本,排在销售榜的首位。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