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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化与保持党的纯洁性

发布日期:2015-07-09 14:48
  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实现长久执政的重大课题。党史文化是党创立发展历程中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经验智慧的结晶,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性质和作用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的总和。从文化一般概念来看,党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积累、沉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从“狭义”的文化来看,党史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和党自身发展历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研究、运用、宣传党的历史的过程和结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史文化是党的伟大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产物,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
  党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升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等六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的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理论财富是党史文化的灵魂和基石。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和强大精神力量,是党史文化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史文化的永恒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总结形成的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史文化的精髓;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在实现自身伟大目标过程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经验智慧,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方法。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是党对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要求,是党史文化的本质特征。
  党史文化是一座内涵极为丰富的物质宝藏和精神宝藏,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思想源泉,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理论支撑,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智慧。党史文化对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道德情操建设具有突出的作用,表现为教育作用、激励作用、引领作用和警示作用。
  二、保持党的纯洁性关系到党和党的事业的生存发展和兴旺发达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党应对和经受住各种考验、化解和战胜各种危险、推进党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旺和发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创立时期,党就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早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任何联系”。党的二大通过的纲领专列了一章来强调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纯洁性。从一开始就注重党的纯洁性,这为党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加强自身纯洁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内容。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把党员的思想纯洁作为党的纯洁的第一要素。1945年在即将进入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要夺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坚持“两个务必”,提出了党执政后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寄生在党的肌体中的“三大毒瘤”,“三反”不反,党的纯洁性就会被破坏,“党就会变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面对新的形势,面对各种风险的严峻考验,面对建设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课题,党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指出,一些动机不纯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利益,反而妨害群众利益”。党的十五大报告再一次强调,我们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推进党的建设,就必须“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同时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党更加注重自身建设,要把党的纯洁性建设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旺发达的高度来认识。胡锦涛指出“全党都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习近平强调,“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贯穿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全部工作中,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上”;“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深刻表明,保持、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的思想政治任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
  三、党史文化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处于历史转折关头,更加注重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来解决党内矛盾和思想问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品质,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是正确的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宣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明确提出“宣传共产主义”。这是党的思想建设宏伟巨著中的开篇之作。从此,中国共产党把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政治思想纯洁性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党在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局就组织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创办《向导》、《周报》、《劳动周刊》等刊物,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水平。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愈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就愈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来解决党内矛盾和思想问题,统一全党的政治思想认识。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向进攻阶段转折的时期,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尽管还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仍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对全党进行了一次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使全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保证了党的政治思想的纯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又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解放思想,破除严重禁锢党员干部思想的“两个凡是”,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通过讨论,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的执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然而党员队伍存在与保持党的先进性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的问题。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全党开展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思想理论学习中,党尤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过程中通过理论创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科学思想。党非常重视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不断地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增强了党性修养,坚定了理想信念,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坚持党员发展标准和发展程序,在党员和党的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更加注重党的组织审查和干部考察,严肃组织纪律,完善管理制度,始终保持党的组织纯洁,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智慧。
  坚持党员发展标准和发展程序,严把党员发展的入口关,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也是保持党员纯洁性的第一环节。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指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必须“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其程序规定为“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应当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为两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方可承认申请人为党员”。党的十七大修改后的新党章进一步规定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是:“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时交纳党费”,程序上规定“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组织的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党非常重视自身组织的纯洁性,特别是党员队伍大发展的时候,更加注重审查、考察党员干部,及时清除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巩固党的组织。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党员人数和红军数量迅速增加,一些投机革命的人也混党的队伍,国民党乘机派遣敌特分子钻进苏区组织“策反”。尽管红军频繁地遭受国民党军事“围剿”,党仍然在苏区肃反运动中开展对党员干部的组织审查。当然由于宗派主义的影响,致使肃反运动扩大化,审查工作出现严重“左”的错误,许多党员干部被诬陷,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青年满怀革命热情涌入革命圣地延安,党的队伍和人民军队又一次获得了大发展。一些投机分子和国民党派遣的敌探奸细也混进党内。党中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决定对党员干部进行组织审查,指出党员干部品质是否纯洁,“对于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具有决定意义”。由于对敌情作出了过分的估计,在审查中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致使审查工作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严重扩大化。当然通过党员干部的审查、考察和教育,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革命事业迅速推进,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国民党在退败前不甘心失败,秘密安排了一批敌特分子潜伏下来,混进革命营垒。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挖出和清洗敌特分子,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党再一次对党员干部进行了系统的审查。这次审查工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防止了“左”的做法,注重历史证据,严禁“逼、供、信”,从而清洗了一批投机分子和敌特分子,为党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了保持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制定党的纪律,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党的监察机构来管理党员干部,从严治党。党的章程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规章,是党内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党的二大所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中明确规定了9条纪律,规定6种违纪的行为必须开除党籍。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不同程度修改,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制定新的纪律,使党的纪律和制度建设逐渐走向完善和规范,党的纯洁性建设也随之得到不断加强。1927年5月,为了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严肃党的纪律,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党的纪律监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改革开放以来,党把管理党员、从严治党的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陆续制定了《关于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对党员干部的管理有法可依,使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长效机制和制度保证。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这是我们党总结出来的宝贵思想财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宣告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区别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先进性的集中表现。党历来都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本质。
  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毛泽东对党员和红军提出了作风建设的基本理念,随后形成了“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都是党的作风建设最初最朴素的内容。1945年毛泽东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工作方法,概括性地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这是党在实践中创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48年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转向执政的转折关头,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党员骄傲自满、蜕化变质等严重问题,党中央决定从1951年春开始在全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促使党员干部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执政后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次整党整风运动,为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作风纯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历史进入了新世纪以后,有些党员干部没有坚持党的宗旨,没有维护好群众利益,出现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针对这种危险,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背向,关系党的生命。”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党的宗旨,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思想,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中,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影响党的形象,越来越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党加强反腐败工作力度,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作出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反腐败斗争最近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制定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党内规章,惩处了胡长青、成克杰、田凤山等一大批腐败分子,强有力地扼制了腐败现象,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党的纯洁性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障。
  党史文化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蕴涵着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精神上的旗帜。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宣传和弘扬党史文化,深入理解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经验教训,才能通过教育、激励、引领和警示作用,自觉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坚定理想信念,遵守党的纪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在武汉早期传播的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促成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揭开了武汉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核心人物都曾为救国救民上下求索,是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指明了新的方向。董必武、刘伯垂都曾是追随过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者、老同盟会会员。1919年2月,董必武从武汉抵达上海,结识了李汉俊。这位后来被他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热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并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刊物《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他。董必武后来说,那是他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刘伯垂是武汉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早年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1919年回国后即在广州担任《惟民周刊》编辑,从事进步思潮的宣传活动。1920年初夏,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入党,并受陈委派到汉建立党组织。在五四运动中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陈潭秋1919年秋在上海与董必武结识,二人一见如故,陈潭秋阅读了李汉俊推荐给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共同晤谈了中俄革命道路问题,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回汉后和董必武一起创办武汉中学。他对李汉俊邀约董必武在汉建立党组织一事表示热烈赞成。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传播,正是由于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等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诞生。恽代英也是从翻译《阶级争斗》起,开始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并且通过这种学习和研究,开始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后,他主动向利群书社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讲解《阶级争斗》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思想感悟。利群书社成员李书渠说,当时大家一方面听恽代英讲心得体会,听他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自觉地阅读,《阶级争斗》“对我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影响很大”。到1921年7月恽代英领导成立共存社时,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完成了这一转变。他的一批同志和朋友,如黄负生、萧楚女、李书渠、林育南、李求实等,均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并在中共一大后很快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
  二是提高了武汉地区早期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培养锻炼了一批先进青年。
  利群书社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影响了施洋、刘光国、林育英、刘昌群、张绍康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武汉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力量。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使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一批青年学生思想受到启发,开始热衷于这个“主义”。不久,她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第一批女青年团员。
  由于武汉地区党、团组织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使这批革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建党时期武汉地区的革命刊物上,林育南、萧楚女、张继渠、何恐、夏之栩、徐全直、秦怡君、董汉儒等人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等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武汉中学团支部书记董汉儒在《学生课外应注意政治研究与团体训练》一文中较完整地提出了革命团体的组织原则、个人修养及行为规范,夏之栩撰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苏俄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婚姻及男女教育平等状况,何恐《俄国十一月革命的教训》一文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戈壁在《十一月革命与唯物史观》一文里较为科学地阐释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与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这些先进的革命思想反映了那时武汉地区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他们的宝贵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学习,哺育出武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的这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敏锐的革命青年,提高了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同时,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投身革命实践使他们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与信念,迅速成长为革命斗争的精英与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是推动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武汉地区先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的传播者,又是思想的实践者。他们走进工厂,经过调查,撰写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和《汉口苦力状况》等文,在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8月第1号上发表。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后,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求成员有组织地“到纱厂里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到工厂、车间进行调查。包惠僧通过调查完成了《我对于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的报告,于1921年9月8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武汉地区的党、团成员还主动到工厂去办夜校、办识字班。时在武汉中学工作的董必武等人就常到学校附近的工厂里去“办夜校、办学、访问学生家属,和工人接触,做工人工作”,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工人的遭遇,深入浅出地向工人群众讲解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对立等问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如何争取自身的利益。1922年5月1日,陈潭秋、林育南在《武汉星期评论》“五一”专号上撰文,向工人群众指出“现在世界的大问题就是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问题,中国所处的地位就是被世界的资本主义者所宰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打倒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同日,施洋在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的游行庆祝大会上演讲,号召工人阶级“最后要打倒压迫阶级的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俄国十月革命已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武汉党组织正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工人群众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渐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积极投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发展了项英、林育英、林祥谦、曾玉良、秦怡君等一批工人党员,使得在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可以说这正是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伟大成果。
  四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在形式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式传播,这是除上海、北京两地外其它地区少有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武汉地区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直接在公开的刊物传播的形式。李汉俊给董必武的回信《改造要全部改造》,刊登在《建设》杂志第一期上。刘仁静、林育南与恽代英之间的思想交流则是公开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期和《我们的》第六期上。这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现实、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旧的中国等都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武汉地区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党、团组织中的公开学习形式。翻译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是以公开的形式发行的,并且印数相对比较多。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早期党员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思想有一个提升的作用,促进了一批年轻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毛泽东在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自己思想转变时,直言由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等三本书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面世,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北京、湖南、武汉等地党的早期组织把它作为学习的必读教材。湖南文化书社在7个月内,就销售了200多本,排在销售榜的首位。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李崟陈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