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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功勋  彪炳史册

发布日期:2017-03-11
  ——中共中央长江局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长江局是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设在全国抗日运动中心武汉的秘密领导机关,对内统一领导南中国各省党的工作,推动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外则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领导下,长江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持久抗战,广泛团结国民党内主战派、地方实力派、中间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开创了全国团结抗战新局面;长江局积极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大力宣传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南方各省普遍建立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以武汉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由武汉向整个国统区辐射的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心;迅速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加强对地方党的领导,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中共的力量获得历史性的大发展,从而推动党和红军由根据地走向全国发展战略的实现。
  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促进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党的统战工作崭新局面。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寇深祸亟,民族灾难日重的紧迫时局,派出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进驻武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加强沟通与协商,密切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王明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进一步表明中共真诚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中共代表团与各方人士开诚接谈,获得各方同情,为促进国民党继续抗战发挥积极作用。武汉谈判历经风风雨雨,艰苦异常,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高举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坚持团结与斗争的原则,既保持了与国民党良好的合作关系,又批评、劝阻和反对国民党损坏两党关系和危害抗战的行为,并从大局出发,采取灵活、求实的态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八路军新四军尽力争取了抗战的相当数量经费和一些武器,更重要的是积极推动国民党进步,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了国共两党较好的合作抗战局面。
  武汉谈判中,周恩来在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提交国民党当局。随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和方案,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在长江局的支持赞助下,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积极推动促成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联名提出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肯定参政会的产生标志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毛泽东还为国民参政会发出专电,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重要建议。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一些方面的进步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推进政治民主、坚持持久战、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会期间和会后,周恩来、何克全、李克农、罗炳辉等和中共参政员一起,同各党各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广泛接触,开展统战工作,提高了中共在各党派和广大人民心目中的信誉和威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为外界了解中共和中共广泛联系各界的一个窗口。长江局主要领导人与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深受他们的敬重,这对开展统战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座谈,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也常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大家开诚相见,聚商国是。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交谈,中共领导人不仅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形势,而且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成员对一切朋友实行热情真诚、关怀爱护、耐心谦和、循循善诱、民主协商、以理服人、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民主作风,使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基础。
  长江局不仅特别重视“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香港,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专门负责海外华侨和国际友好人士的统战工作,派廖承志、潘汉年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而且充分利用南京失陷后各国驻华使节迁到武汉的特殊优势,专门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发展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统一战线,与英美法等国的外交使节频繁接触,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国际友好团体和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国际友好人士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求恩、爱德华、伊文思、艾黎、爱波斯坦、卡尔逊等,都为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帮助。长江局通过他们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及中共抗战主张,了解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促进了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党的外事工作开辟了新战线。
  二、宣传和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以武汉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长江局领导下进行抗战文化宣传的桥头堡。作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中共机关报刊,始终高擎团结抗战的大旗,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宣传和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不仅大力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介绍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新闻封锁,而且积极报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用鲜血赢得的战绩,鼓舞官兵们的抗战信心。《新华日报》和《群众》经常发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领导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的谈话与文章,刊登党的决定和指示,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共对于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直接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发挥着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一大批抗日救亡报刊雨后春笋般创刊,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同样发挥了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的作用。
  长江局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成立民运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发动各界群众投入救亡运动之中。很多重要救亡团体都是在长江局及其工、青、妇委直接推动下成立的,董必武支持成立的青年救国团,周恩来指导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联合朱学范组成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邓颖超参加建立的儿童保育会和改组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等,都是影响很大的团体。长江局还领导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广东、江西等南方各省纷纷成立抗日先锋队、抗战服务团等影响较大的救亡团体。长江局通过这些团体,团结争取广大基本群众,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大军。
  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更使许多群众活动得以公开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推动成千上万的救亡大军汇成洪流。第三厅延揽各方面的名流贤士,组建三处九科,仅办公机关就荟萃名流300人。归属第三厅管辖的还有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总人数达3500人。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作用,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为了配合抗战,长江局主办了各类宣传、声援活动,通过开展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周、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运动、抗战节约宣传周、“八一三”献金、征求慰问信三十万封运动等,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掀起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唤起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三、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地方党的领导,训练和培养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中共的力量获得历史性大发展。
  长江局一成立,便立即恢复和发展南部中国各省党的组织,发出“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并向各省分别提出具体要求。通过有效措施和不懈努力,长江局在13个省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省级特委和特别区(市)党委,并且广泛地建立健全了遍布南方各地的县委与基层支部,许多省区成数倍、数十倍地发展了党员。到1938年9月左右,党员人数已发展到62000人以上(军队中的党员未计算在内),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25万)的27%以上。国民党湖北统治区党的组织由基本被破坏、党员人数极少,到1938年10月,经过迅速恢复重建和发展,党员人数达到3460余人(含送到外省的480余人),湖南省党员由8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增加了3倍多。长江局较好地实施了党的力量向南方扩展的战略目标,使中共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核心。长江局招生委员会从武汉向延安抗大、陕北公学输送了数以千计的知识青年,经过培养锻炼,其中大部分人成为中共党员和抗战的中坚力量。
  长江局还积极慎重地清理、恢复旧关系,对原有组织和一度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进行严格考察和筛选,清除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审慎恢复了许多人的党籍,挽救保存了这部分抗日和革命的力量,为党组织大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同时,为保证党员队伍的良好素质,长江局坚持发展与教育并重,举办多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的教育。在武汉,周恩来、董必武等亲自为党员训练班授课或作报告,重点讲授抗战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内容,学员大都是省委、特委、县委干部。鄂豫两个省委分别在鄂东七里坪、鄂中汤池、豫南竹沟等地举办党训班、干训班等,培养出数千名青年。这些学员后来成为鄂豫皖鲁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和新四军第二、第四、第五师的重要干部来源。恢复和发展南方的党组织,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积极推动和配合友军作战,组建新四军,东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相配合坚持抗战。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一部分人产生了“亡国”的失败情绪和“速胜”的急躁情绪。在这场空前残酷和复杂的战争中,选择什么样的抗战道路,成为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长江局积极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思想,密切国共军事合作,推动和配合友军作战。在武汉,周恩来同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中的主战派多次接触,周恩来亲自向白崇禧介绍《论持久战》,白崇禧将这部著作的精华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并向蒋介石极力推荐。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令全军,把这两句话作为抗战时期全军的最高战略方针。长江局向国民党建议积极展开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3月徐州会战时,李宗仁、白崇禧就接受了周恩来“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建议,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中,长江局倾全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中,在《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首次提出“保卫大武汉”口号,强调保卫大武汉对整个抗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号召全民动员保卫武汉。社论发表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采纳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使“保卫大武汉”的吼声在抗战烽火中响彻大江南北。武汉会战中,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对日作战实施正面阵地战、侧面和背面运动战、远后方游击战相结合,将武汉保卫战的重心置于武汉外围,对参战部队实施内外线配置,防御重点置于江南等军事建议。国民党有所采纳,武汉外围战中几个打得较好的战例就与中共的军事指导有关。在政治上,长江局提出保卫武汉并不是死守武汉,而是于野外消灭敌人,要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也有所采纳,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长江局领导下,各省党的组织迅速开展民众动员组织工作,为充实和发展抗战力量、争取抗战更大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江局不仅为友军提供战略上建议,而且直接为友军提供战役上的配合。周恩来指示新四军张云逸部在津浦线南段配合友军牵制由南京渡江北上的日军。八路军129师386旅等在津浦线北段加强作战,牵制敌人,华北八路军在平汉线破坏交通,阻碍敌军南进。这些行动使友军减轻了南北压力,得以集中兵力进行台儿庄战役。
  长江局积极为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争训练提供帮助。在其建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