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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改革同等重要

发布日期:2017-03-28 14:38
 
  开放与改革同等重要
  刘国新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对国内改革开放史研究现状作了学术回顾后,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为“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却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我认同这个判断。细究起来,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便有人记录并追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此后,以每一个十年为周期,党史国史学界都会涌现一批理论性或资料性的论著,累积起来,并不算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成果在总体上描述性的居多,或者是基于纪念性的成就和经验的展示。基本理论的探讨,以及着眼于学科建设的叙事,确乎不足。就此,我也谈谈自己的初步认识,限于篇幅,只谈一点,其余者,容后再议。
  一、需要搭建一个完整的对外开放的叙事链条并实现理论自洽
  说开放与改革同等重要,是基于研究现状而言,不是政策指向,政策上是明确的,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目前的研究呈现不平衡状态,改革居于主导方面,开放处于次要方面,有些论著甚至把开放作为改革的措施之一加以阐述。这种现象,无论是在通史论著中的篇章分配上还是在专史的分类比重中都明显存在,这当然不尽妥当。
  如果从时间顺序讲,对外开放的步伐早于改革,标志性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谷牧访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据谷牧讲,邓小平对于实行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谷牧在一个多月内“马不停蹄”地走访了5国15个城市,回国后即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得到积极肯定。邓小平在听取他的汇报时表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这就为接下来的国务院务虚会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决策做了很好的准备和铺垫,这些都发生在1978年五六月间。
  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基本是“引进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亟须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着力构建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经济格局,建立保税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特殊政策园区。由于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对内地的辐射作用。具体作法是兴办三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和合作开发,沿海企业“三来一补”、自营出口、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等。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剧锦文:《“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经济日报》2015年4月2日。)。
  第二个阶段从1997年起,提出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引凤筑巢,借助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搞好国内的建设;又乘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培育跨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我国企业的素质。积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完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起筹建自贸区、2015年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组建亚投行等至今,可以说是“走出去”战略的2.0版。20世纪末期,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如大豆、石油、矿石、农产品、精密仪器、药品等)。经过十几年发展,情况变了。据商务部统计显示,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实际吸引外资的数量。能不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来源国,还要再看,但已经是资本净输出国。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测算,中国将在2016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实际发展提前了两年。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诸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纺织服装、家电以及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产业,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这对于中国产业技术升级,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来说是一个双赢结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生产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鼓励单个企业“走出去”打拼到国家规划“走出去”大版图,这是一条完整的脉络,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在逆势中初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而且体现了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到参与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发展轨迹,真实展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与这条历史脉络相比,目前党史国史学界搭建完整的叙事链条便显得力有不逮。至于仅仅把开放作为改革开放史的次要内容或者副线加以书写,则更显视野缺失。有些环节,例如中国企业最初怎样走出去的,后来的发展如何,中国从劳动输出到资本输出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一带一路”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特别是如何弥补和促进了国内区域发展等等,都缺乏研究和洞见。
  而要做到理论自洽,下面的题目不可忽略。例如,支撑中国开放的基本理论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不具备优势(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却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并在一段时间里居于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怎样理解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其初始提出和后来变化的内涵有何不同?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现实条件、内因与外因的历史给定有哪些?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有哪些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是否也适用比较优势理论抑或有限赶超理论?等等。
  二、在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上避免狭义和窄化
  从概念和逻辑去构建事物的内涵,大抵总不会错的。问题就出在对概念的把握上,致使内涵不能足斤足两。
  比如,关于对外贸易。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视外贸为一种行业、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外贸体制改革也顺理成章地放在改革的范畴里论其长短。事实上,外贸是对外开放的主要渠道和形式。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有人根据自1980年至2005年的数据计算发现,中国的GDP呈现持续的上升态势,年均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出口数字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伴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呈现和GDP相同的增长态势,而进口贸易额也呈现和GDP相同的增长态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GDP和出口贸易额的相关系数为0.965,充分表明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正向的充分相关性,国内生产总值随着出口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出口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基本一致的。
  出口如此,进口呢?相关研究告诉我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口贸易额的相关系数为0.960,表明GDP和进口贸易额之间亦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而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的相关性更为密切,相关系数高达0.997,表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相互促进作用。
  除了从经济关系上分析外,还可以从经济活动中获得同样结论,如外贸体制改革。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来源于内部环境,还来自外部因素,即我们常说的倒逼机制。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和外商做生意,就得遵从国际惯例,对不上口径的就得改,改了以后才能接轨,这就促成外贸体制的改革。而外贸体制改革必然带动金融、外汇、税收、生产企业等相关行业和部门的改革。生产企业不仅仅是直接生产厂家,还有它的下游企业、供货方、原材料等。所谓配套改革就是这样来的,不是拍拍脑子想出来的,是在这种现实经济活动的需求和压力下产生的。
  还有,关于技术外溢问题。在分析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中,常常能看到技术进步的影子。出口需求的扩大往往是一个刺激技术进步的信号,从而促进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不仅仅是增大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同时,出口产业的新技术外溢效应也会在其他非出口部门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进口贸易增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要素,也提高了国内生产力总水平。
  外贸还有起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30多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经历了由以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在工业制成品中,又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再到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换代。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经济快速发展始终是外贸依存度维持高位的原因。前几年,有人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结合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验,对中国外贸依存度高的情况提出质疑,在场的不少人都笑了。这是不懂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门外谈。现在外贸依存度倒是低了,经济增长也下来了。在2015年国务院召开的24次常务会议中,五次会议的内容都与进出口有关,显示决策层面对于这驾“马车”的关注。
  综上所述,对外贸易无论是其发展本身还是它的改革都应放到开放的事项里。
  这是关于开放的概念避免狭义和窄化的一种情况。避免狭义和窄化的另一种情况是要关注到改革中有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二者相互渗透。
  比如,各个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争相开办各种政策性园区,做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把有限的资源优势相对集中使用,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这就大大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使营商环境变得富有竞争力。深化改革的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国外既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誉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设厂。转型期中国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因素。
  又比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就是必然选项。中央政府对这项改革一直取谨慎态度,因为资本账户开放包括三个内容,即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对国内金融和实体企业到国外举债的开放以及对以证券投资为主的短期资金流动的开放。(参见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前言”第2页。)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利大于弊,且早已开放。国内金融和实体企业到国外举债和外国短期资金流动的开放,如不加限制,都存在弊大于利的问题,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带来急剧的冲击,成为热钱,对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等都会带来众多负面影响,极大地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这说明了改革必须兼顾开放,二者是相互渗透的。
  避免狭义和窄化的第三种情况是不能只看到直接的开放政策和措施,还要看到间接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中国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快车,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分工,日益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改革举措都会直接间接的辐射到对外开放当中。
  新世纪之初的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和2008年以后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中的改革,都涉及劳动报酬和工资收入问题。在国企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中,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面最广,参与程度最高,它要解决职工收入的很大部分未能与企业效益挂钩以及新旧体制下的员工同工同酬等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截止到2013年,已有27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达12.6%,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也逐年提高。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中改革的三个方向是:工资的正向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总而言之,这些改革的共同指向就是改善和提高职工收入。但是它的间接效果则是企业用工成本的涨幅。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导致外资企业纷纷将工厂迁至比较优势更好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你再看美国超市的服装,生产地大多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越南、印度尼西亚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由此想起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过:“抄袭老外的劳动法例是劣着。”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改革间接作用于开放的比例只会越来越大。
  (刘国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