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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

发布日期:2017-03-28 14:38

  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
  郭若平
  即将走近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从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来看,无论如何评估都是不过分的。现在应该到了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看看在这段让世界惊异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与变迁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无疑属于断代史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段历史进程至今仍然在持续,因而它又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就此而言,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就应当将其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为止的全史语境中进行考察。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之下发展起来的,它理当并且原本就是中共党史学领域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从党史范式的学术角度来研究改革开放史,就应当具备这种研究范式的学术特征,也就是说,这是党史学科范畴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而不是其他历史类型的研究。
  一、改革开放史研究是一项历史研究
  对改革开放史展开研究,应当把这段近40年的历史,置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广阔视野下进行分析,这是考察这段历史之于中国百年来的价值与意义,以及之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的前提。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改革开放史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说是历史的“事件”,是将其看成一种对象化的历史存在。那么,既然是历史事件,对其展开研究,在学科范畴上,就方法论而言,应当是且只能是一种历史观察与历史分析的研究,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研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历史研究呢?这是因为对一件历史事件的研究,通常存在两种层面的分析:一个层面是对这个“事件”本身进行理论形态分析,另一层面则是对这个“事件”变迁进行历史形态分析。两种层面的研究各具特色,但互有区别。
  第一,理论形态分析之于改革开放而言,它侧重于对改革开放时期各个构成部分的横向共时性研究,它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是对这个重大事件存在的各种事实或现象作出梳理与总结。在研究内容上,理论形态分析是以改革开放这个已成为事实存在的事件作为对象,重在解释这个事件各个构成部分的性质、作用、意义及其相互关系。以这样的内容为出发点,理论形态分析的形式特征,就表现为以论证的方式进行陈述问题,并且试图通过论证归纳出具有宏观性和综合性的结论。这种研究在分析视角上不是历史性的,不具备历史学科的思维特征与考察方式,但并不否认其中可能引入相关的历史内容。
  第二,历史形态分析之于改革开放而言,在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上,侧重于对改革开放发展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它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不是对这个重大事件作横向的共时性分析,而是对其进行历史发展变迁过程的追溯与揭示,以期获得对这个重大事件发展变迁何从何来的认知。
  首先,对改革开放史历史过程的追溯与揭示,应当把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件”看成既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形式,也看成是一种分类性的历史形式。总体性的历史形式是对改革开放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宏观层面把握改革开放的整体性发展与变化,总结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分类性的历史形式则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个具体类型进行分类研究,诸如政治及其政治思想史、经济及其经济思想史、文化及其文化思想史、社会及其社会思想史、外交及其外交思想史等。其中的每一种类型都包含着种种相关要素,如政治,就包含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政治机构、政治文化、政治话语等。分类性的历史形式是总体性历史形式的存在环节,没有这种或这些环节的存在,也就没有总体性的改革开放史的存在。因此,分类性的历史形式研究,是总体性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础。
  其次,应当把改革开放史置于年代学之中进行研究。年代学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否具有年代学研究的特征,是判断这种研究是否具备历史属性的标识。相对而言,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中长时段的年代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因而在相应的年代内必定具有这个年代的特征,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当找出这个年代的特殊性,并且与改革开放构成互为说明的关系。只有揭示这个年代的特殊性,才能够据此说明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及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史可以被看成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工程,它的构建过程包括了极其丰富的发展环节,其中特殊的时间段、关键的转折点、重点的突破口等要素,都应该并且构成这个年代的历史形式。仔细分析这些历史形式的变迁过程,是呈现改革开放在年代学意义上为何会形成如此这般的历史样态的前提。
  最后,党史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表达,应当是建立在可靠的党史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叙事是历史表述的语言形式,而史料则是构成历史属性的基础。改革开放史的编撰方式,在历史表述方式上,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论证,而应当是具有叙事特征的表述。尽管任何一种表述都显示出建构性的特征,但是唯有历史文本的表述必须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因此,改革开放史的历史文本的形成,就应当是一种从史料出发的表述建构的结果。强调这一点,正是将改革开放史作为历史形式区别于其他研究形式的特征所在。
  域外的某些历史认知见识是可以借鉴的,它有助于厘清研究过程中存在的误区。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在《科学的结构》中强调,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所分析的对象,都是采用“理论说明”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则是采用“历史说明”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而任何“历史说明”都不可能以全称陈述的形式出现,只能以单称陈述的形式出现,因为“历史学家往往难以陈述他们所研究的事件发生的充分条件”(〔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徐向东译:《科学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631页。)。因此,对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必须转换为党史范畴的“历史说明”,因为改革开放史从终极意义上说,不可能获得所有的充分条件,但党史意义上的“历史说明”则是它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当把改革开放史看成是一种历史形式时,它所研究的是党史领域中各种具体改革开放的社会事件、政治活动、社会运动、人物活动等历史进程,而不是普遍化、全称化的改革开放史。全称化的改革开放史只是一种“理论说明”的结果,而不是党史范畴“历史说明”在历史形式上的逻辑任务。
  二、国史与党史的区分与统一
  改革开放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形式,那么,它就既可以在国史范畴中被研究,也可以在党史范畴中被研究。但是,国史毕竟不是党史,党史当然也不是国史,国史不应当取代党史,党史也不应当取代国史。将国史与党史混为一谈,既无助于国史研究的深化,也无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化。从党史角度研究改革开放史,就应当具备党史研究范式的基本要求。
  第一,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学科研究对象上,有必要区分与国史研究的差异。改革开放史当然是国史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若没有从国史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史也就不全面甚至不可能。但是,从国史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史,侧重点显然应当是也只能是国家或政府层面的研究,它关注的是政府行为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政府政策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事业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等等。很显然,国史中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其主体的出场是国家或政府及其历史行为,尽管这种行为蕴含了执政党的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标,但行为主体不是执政党的行为在发生作用。这是国史不同于党史的关键点。
  第二,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当且只能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行为的历史,尽管其中蕴含着执政党通过国家或政府而体现的政治意志和政治目标,但作为历史行为者,却只能是中共这个执政党的行为。党史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分析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行为如何与改革开放过程发生关联。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出台、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理论的提出、政治方向的主导、国情性质的分析、制度改革的推进、发展模式的探索、社会思潮的引领等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党史研究应当研究这种领导作用是如何形成、如何执行、如何推进、如何变化等过程。党史范畴中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必须关注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政党行为的历史性质、历史特征、历史形式等问题。
  第三,党史范式中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应当正确处理党史与国史的内在统一性关系。改革开放史虽然可以成为党史和国史的共同研究对象,但其中存在的历史主体有别。国史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是以国家或政府作为历史主体出现的,是以这种主体为出发点的历史叙事;而党史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则是以中共执政党作为历史主体出现的,是以这种主体为出发点的历史叙事。问题在于,虽然历史存在主体的出发点不同,但改革开放史的许多历史内容又是重叠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国史中有党史、党史中也有国史的统一性历史形式。党史研究特别要关注这种统一性历史形式,在研究以中共执政党为主体的改革开放史过程中,同时考察中共改革开放的思想与意志是如何转化为国家或政府行为,反之也应当将国史中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融入到中共的改革开放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过程中,从而显示改革开放史中的党史与国史的互动。
  研究范式是构成学科特征的基本条件,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是真假科学的区分标识,而“是否存在一个能对常态科学传统提供支持的范式,就是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的一个特征”(〔英〕查尔默斯著,鲁旭东译:《科学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4页。)。每一个学科都有体现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有没有符合该学科研究规则的范式,构成了这个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础。党史研究如果要成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研究学科,它就应当具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研究范式。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研究思维,不能为党史研究提供参照价值。国史与党史在大的学科范畴中都属于历史学门类,但毕竟国史与党史所承载的历史主体是有区别的。因此,它们的研究范式同样是有区别的。只有严格地把握党史研究的范式原则,才能在科学意义上推进党史研究的发展。
  三、思想史与实践史的互动
  改革开放史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发展史,但是,这种实践发展史又体现了中共执政的社会价值理念。这种社会价值理念,一方面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方式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改革开放思想的先行,推动了国家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践问题,最终也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得到有效的分析和总结。因此,就党史范式的研究而言,既应当研究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史,也应当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思想史。
  第一,展开改革开放理论思想史研究,首先必须研究中共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既要研究中共中央出台的改革开放各种决议精神,也要研究邓小平理论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有关改革开放的论述。研究这个层面的思想发展过程,目的在于分析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是如何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改革开放制度设计的理论是如何形成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指导原则,等等。这个层面的研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来认识,充分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指导性意义。
  第二,展开改革开放思想史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大政方针的理论思想意义上,尽管这是主导性、方向性、决定性的思想理论,但这并不能反映改革开放思想史的完整历史本相。在改革开放思想史领域,学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诸问题的思想阐释,同样构成了改革开放思想史的有机部分。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向纵深发展,经验性的认知已无法满足社会对改革开放方向的把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地献言献策,提出了诸多可供改革开放持续发展所借鉴的思想理论,这对于改革开放进行较为成熟的谋划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此,党史研究对这些思想理论作必要的梳理,把握其中的理路和脉络,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史的实践由来与发展轨迹。显然,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这些思想理论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考察这些思想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有何建树,从中看出改革开放实践历程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反应与变化。
  第三,展开改革开放思想史研究,不应忽略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各种思想理论的交锋。在改革开放历程的不同时段,因改革开放实践是一个探索的事业,计划的正确与失误、方案的成功与失败、成果的普惠与不均等现实问题,不可避免地左右着社会视听,由此而产生的思想骚动,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思想理论界,这样就出现了如何对待改革开放的不同思想争论的问题。对这些思想争论进行思想史分析,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史的曲折变化。同时,正因为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宽松与和谐,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潮交锋也相伴而来,改革开放思想史有必要对种种社会思潮的冲撞与交锋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方各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理论争论,特别是对源自于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理论是如何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发生关联进行梳理,分析其中的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思潮以及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如西方普世价值的争论、宪政理论的争论、人权理论的争论、物权法理论的争论、“经济人”假说与科斯产权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争论、文化“反本质主义”理论的争论、“历史虚无主义”理论的争论等。展开这方面的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厘清改革开放历程的复杂特征和各种问题存在的缘由。
  改革开放思想史是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一面历史镜子,中共执政的社会价值理念也通过这面历史镜子得到反映。因此,缺少改革开放思想史这面镜子,也就不能完整地体现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实践史上的历史地位。
  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探索领域
  改革开放史将可能成为党史研究领域今后拓展的最有价值的研究空间,这源自于改革开放是中国千百年来不曾出现过且对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将来无论对之作何等正面高度的评价恐怕都不为过。尽管这个过程直至今日仍然在延续,并且具有继续推动时代变革的趋势,但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理当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中共党史研究对此更是责无旁贷。
  党史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回顾式的历史描述层面,而应当将这项研究纳入整体学科范畴内进行研究,应当将仍在延续的历史视作一种历史时段,并且转化为可供研究的历史对象。既然如此,以下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加以回避,反而可以构成持续研究的空间。
  第一,一旦将改革开放史作为一种既有历史连续性又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对象,那么就应当形成一套相应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种理论与方法既有中共历史学研究的普遍性,也有改革开放史本身的特殊性,尤其应当关注改革开放史本身的历史独特性,从中理清问题分析的基础和条件,规范史料解释的前提,明确历史阐释的起点与过程,构建话语体系的规则,合理安排理论分析与史实叙事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创新,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
  第二,实践史研究对揭示改革开放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具有历史解释性功能。改革开放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性实践,它关涉全体中国人民以及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也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道路。对于这项社会性实践进行历史观察,显然需要综合性的视野。但是,即便如此,历史研究总是具体的,它必须对历史过程中发生的细节进行厘清,具体的实践史就成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出发点,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外交、边疆、海洋、台海等实践性对象,都可以构成改革开放史中的一种具体实践形式。实际上,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的实践,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实践,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对全球经济与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应当关注改革开放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史,这个领域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史之一。总之,只有通过对改革开放的种种具体历史实践形式的研究,其总体实践过程及其整体历史面貌才能够被呈现出来。
  第三,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历史结构而存在,将其仅仅看成只是一种实践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改革开放史研究理当放宽视野,将问题意识的触角伸入超越实践层面的领域,这显然是打开改革开放史研究视界的方法。超越实践层面的研究,就不能不介入社会文化的历史空间,这个领域原本就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疆域。社会文化涉及的历史面相甚为繁复与多重,如改革开放的政治经验史,其中涉及政治结构、组织机构、制度设计、行政运作等的重组与变革历程研究;改革开放的经济运行的模式史,其中涉及经济政策、分配机制、金融制度等的设计与调适历程研究;改革开放的民众反应史,其中涉及思想状态、伦理评价、民间舆论、生存心态等内容的出现与变化历程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命题反思史,其中涉及根据不同时期和情况提出的理论命题的实用性与适用性变化研究;改革开放的社会观念史,其中涉及现代化观念、思想解放观念、初级阶段观念、核心价值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传统国学观念等方面的演变研究;改革开放的日常生活史,其中涉及消费模式、收入期待、幸福指数、媒体功能等内容的形成与特征研究。尽管问题如此繁复,但还只是一些可供研究的有限性问题,因为在这些领域还存在着更为细微的文化性问题有待开发。
  总之,改革开放史可供持续研究和拓展探索的领域是巨大的。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学界有必要对其进行包括国内与国外的学术史总结,以显示改革开放的认识史、评价史的基本水平,以资后续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在这样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党史国史学界应当建立起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发展故事和历史面貌呈现于国际社会,让中国的巨变和民族的复兴发出现实的有力声音。
  (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