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沿 当前位置:首页>党史研究>学术前沿

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

发布日期:2017-10-19 14:47
 萧冬连
  摘要:研究中国当代史,无论做宏观题目还是微观题目,都应当有一种大局观,具备贯通性思维、全球视野和整体史的关照。以政治史为主轴无可厚非,但应立体地展现政治进程而不是局限于表面化的叙事。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个案研究,追求一种整体史叙事,从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及其变迁。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贯通思维;全球视野;整体关照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孰重孰轻的争论无涉。本文想要说的是,无论做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心中都应当有一个大局观。做大题目还是小题目是历史学者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个人兴趣、史料掌握及驾驭选题的能力等;研究成果质量的高低也不取决于选题大小,而在于作者的功力,功力不到,小题目也会做成言之无物的东西。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想深入,需要进行大量的微观研究,包括专题性的、区域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只有大量实证性研究才能展现出历史本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使以往的宏观结论得到史实的检验。当然,微观研究不是热衷于细枝末节,微观选题也不是“等值”的。从细节中发现历史,更加依赖作者的功力和见识,不只是考据功夫,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观研究可以以小见大,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个案在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的位置。
  重视微观研究不应回避和排斥宏观思考。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有没有自身的逻辑,还是说它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集合体?我们当然要远离已经被泛化了的“历史必然论”,但是不能否定历史有它自身的演进逻辑,是有轨迹可寻的。所谓轨迹就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恩格斯说:“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21页。)。一步踏出去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要踏出第二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变量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要等到所有细节都搞清楚了才能做大历史的思考?细节的考证是不可能穷尽的,宏观史的总结总得有人来做,大变革时期更需要历史的借鉴。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有限,宏观史的写作绝非一人之功能成。事实上,任何一部整体史著作都是建立在借鉴众人研究成果之上的。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这里提出四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一是贯通性思维问题;二是全球视野问题;三是政治史深化问题;四是整体史关照问题。
  一、当代史研究应有贯通思维
  所谓贯通,就是把当代史问题置于整个20世纪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做当代史研究的有一个缺陷,就是与近代史、革命史研究衔接不够。其实,离开了近代中国这个大背景,许多当代史问题不容易讲透。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主要是从事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打破1949年的鸿沟,从延续和转型的视角观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
  长时段观察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只有放在长时段里才能看清楚。一位日本学者说,整个20世纪“始终有一个连绵不断、贯穿中国政治空间的深层底流”(〔日〕西村成雄:《历史连续性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12月号。)。我理解,这个“深层底流”就是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问题仍然是近代中国问题,甚至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也可以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找到渊源。举例来说,我们一般认为,中国走上计划经济和发展国有企业的道路,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但国内外不少历史学者强调,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制度不是始于1953年,也不是1949年,而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时期。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尤其是他的《实业计划》。民国时期留下的产业、制度和思想遗产对1949年以后有重要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在30年代至40年代,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中间党派乃至知识界,普遍相信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事业能够帮助中国迅速强大,同时避免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痛苦。(参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2007年8月号;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往往忽略了国共两种“计划经济”的实质性差异。但它对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是有帮助的,能够启发我们从更广背景、更深层次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使我们注意到跨越1949年界碑的历史连续性,注意到一些贯穿始终的问题并不因政权变更而改变。在思考当代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时,首先应当了解它从哪里来,是在一个怎样的基点上起步的,不能拿一个抽象的尺度来衡量。
  20世纪的连续性,尤其表现在革命问题上。“革命”肯定是理解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王奇生用“高山滚石”来形容中国革命,认为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革命,三阶段革命是一个衔接递进和不断激进的过程(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其实,中国革命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新起点,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事实上,“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有学者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为从1911年起至1976年为止,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漫长的革命”时代的最后一幕。这不无道理,中国真正告别革命之日应该是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尽管1949年前后的“革命”不能等量齐观,但革命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影响极为深刻和持久,却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沿革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项制度,并非一切都是草创,许多制度是战争时期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从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到单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源头,新中国成立后只不过是把过去革命队伍中实行的制度扩展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已。当然也有学习苏联的,主要是计划和工业管理部门的设立。还有一些制度,如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我看不一定是预先设计的,而是因应时势的现实选择,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强化。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的制度即革命传统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包括道德信念、战争经验、思维方式、工作作风等,例如“延安精神”肯定是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廉洁政治和良好党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成功经验也会发生时空错置,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难免事与愿违。例如,从“大跃进”运动中可以看到过去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的误用。1958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畅想有多种思想来源,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和一系列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不了解中国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史。
  所谓贯通,另一个时间节点是1978年。如何看待改革前与改革以来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曾经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停留在“谁否定谁”的是非判断上,而应多维度地分析它们之间的联系。历史本来就不可能人为地割裂,后期的走向都要受到前期遗产的影响,关键是要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我以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改革发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种子却孕育在前三十年。没有前三十年的实践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这种实践包括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如果前期发展得很顺畅,哪来的改革?一般人都认同这个看法,即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前期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又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起始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发展模式的特征。这些条件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既是“中国奇迹”的推力,又是当下“中国问题”的远因。
  例如政府的作用。过去,超强的政府执行力被用在了政治运动之上;但当政治路线出现转变,它又成为中国改革赖以推进的重要政治资源,尽管政府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外界一般都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所谓不可复制,不是指市场化、民营化、全球化等经验,而是指中国的“强政府”和“大国企”模式。然而,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是一个推手,这是一个事实,虽然一些人士不愿承认。另一方面,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泛滥,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问题的出现,也与此密切相关。对于政府过多支配资源和干预市场的发展模式来说,越到后来,其负面作用便越加显露。直到今天,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做大做强国企这样一种模式是否有效率,能否持续,是当前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又如土地公有制。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变革的成果。土地公有制无疑是中国特有的增长模式的重要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高增长的秘诀是低人权优势,我以为用低要素成本优势更准确些,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之所以能够大量地招商引资,进行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土地公有制密切相关。若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做比较,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国有土地入市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转手入市,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支撑了近20年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但政府垄断土地批租市场也带来权力寻租、房地产暴利、强拆大建等诸种弊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再如结构性因素。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而苏联东欧却不能,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与苏东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这使得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如苏联那样成为改革的阻力,反而成了改革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农村改革的成功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无疑是推动市场化改革越过临界点的重要因素,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潮释放出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毛泽东时代存在比苏联或任何东欧国家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规模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进而发展出一种被称为“县际竞争”的制度,当然,对于这种制度,学术界褒贬不一。中国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包括大量的社队企业,它们在计划边缘寻求生存空间,更容易向市场经济过渡。
  上面举的这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把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改革不是革命,不可以推倒重来;即使是革命,也绝不是一切从头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画。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9页。)这个历史观不会过时。
  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史
  在一次关于我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一书的座谈会上,牛大勇提出一个意见:“对几次转型的外部因素、国际环境要给予一定的注意。”我是很认同这个意见的。把中国当代史置于全球背景下来考察,这是当代史研究者应当有的大视野。极而言之,离开了对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认知,不可能得出一个中国当代史的完整图像。
  所谓国际背景,有两大因素最需要注意:一是冷战,一是全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之中。这种战后格局不仅制约了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而且对中国国内政治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后来的几次重大政治转轨都可以看到国际因素的影子。1953年之所以走上仿效苏联的道路,虽然不能归结为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但不可否认,东西方冷战格局和被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限定了中国选择的余地。因朝鲜战争而强化的安全考虑和苏联工业化援助的到来,是促使决策者推行“一化三改造”整体部署的重要因素。1956年至1959年中国政治多次戏剧性的转向中,更可以看到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东欧局势演变的直接影响。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然而,这种探索很快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转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波匈事件给中共领导人造成的阴影。另一方面,苏联问题的暴露和苏联领导人相对弱势也强化了毛泽东的赶超意识,演绎出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走上所谓“继续革命”的不归路,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不无关系。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绝不可轻视。在当时,反修斗争成为国内政治的最高使命,在一种同仇敌忾、激进亢奋的政治氛围下,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延伸,而对外封闭的国度则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
  考察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引入国际因素。自50年代起,中国因西方封锁禁运而被长期排斥于世界主体市场之外。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交恶,向苏联单向开放获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渠道也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战后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中国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即依靠国家强大的动员力量,实行强制性国民储蓄,所谓“勒紧裤带搞建设”,不能说与这种封闭环境没有关系。客观地讲,中国的封闭是外力强加的,但也不能说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分时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的余地的确有限。近年来有学者批评说,抗美援朝导致了中美两国长时期的对抗。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即使没有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中国新政权的敌视,新中国更不可能从美国获得所需要的援助。事实上,中苏结盟使中国获得了两个方面的好处:一个是安全方面的,一个是经济援助方面的。然而,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内外政策日趋激进,特别是60年代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政策,“两个拳头打人”,背离了外交常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封闭,坚持认为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对外政策目标不只服从国家利益,而且包含支持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国内长期处于一种备战甚至临战状态,造成国力耗散(参见徐金洲:《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当然,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当时的安全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倾多大国力投入备战。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谋求改善这种安全困局,从50年代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到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对外战略发生了大转弯。这首先是形势使然,倒退回50年代,美国总统跑到中国来寻求和解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决断,在安全挑战面前,意识形态不得不做出让步。这次对外战略调整带来了一个额外的成果,就是为中国此后的对外开放开辟了通道。公道地说,没有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启动的中美解冻进程,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开放条件。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打通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人们或许没有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与调整国际战略,这两件事在时间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谋划对外开放时,非但没有立即放弃反而利用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构想,甚至把中美关系推进到准联盟的水平。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西欧国家也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愿意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同时,在经济上,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过剩资本急于找出路,迫切地想和我们做生意。(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内部资料,2004年,第126、124页。)正是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邓小平很清楚,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都只能从欧美日等国引进,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这些国家开放。这种考虑也制约着改善中苏关系的节奏,即在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对外战略调整才逐渐成形。首先是对世界大势做出新的判断,提出相当长时期内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个基本战略判断下,进行了百万大裁军,以集中国力发展经济。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胁;同时对外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纷争,打破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僵局;推行不结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国际经济组织,为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转到为国内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战略机遇期”,那么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只有机遇没有挑战吗?我们看到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好几次都是转“危”为“机”的。战略机遇不会白白送到你手里,还得看战略谋划。这方面的历史是很值得发掘的,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末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1978年大批官员和专家出国考察看到的景象和带回来的信息,对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这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随后的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市场规则和制度;国际竞争的引入,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开放还提供了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资源和客观参照,引发出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想法。全球化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有学者认为,中国最近30多年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利用了成熟的现代技术和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换句话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个话有道理,当然并不全面。解释“中国奇迹”不能只归之于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其实更为重要。全球化不只是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中国经济不是过去的独立孤岛,而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以往更容易受国际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更多的国际摩擦和冲突,以及国际资本的狙击。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离开了对国际背景的分析便难以全面描述中国的发展问题,这对当代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
  当然,开放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不只限于经济,而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尤其是观念的演化。1978年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度,不止老百姓,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没有出过国。今天的中国已经高度开放,据统计,2014年中国游客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从1978年到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学成回国221.86万人。(《2014年11月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网站,2015年3月11http://www.cnta.gov.cn/xxfb/jdxwnew2/201506/t20150625_462613.shtml;《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6年3月16日,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3/t20160316_233837.html。)此外,在国内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加上现代网络技术的急速发展和普及,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已经无法用数字来估量。近30多年中国社会思潮的风云际会,都是在东西方的思想碰撞中产生的,当代西方各种思潮几乎都在中国的观念舞台上呈现过。这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民智开启,但价值多元和观念冲突也不可避免,对执政者构成了新的挑战,沿用管理封闭社会的思路来管理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定是处处不适应。中国30多年来社会思潮和观念的演变,本身就应当成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深度认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
  三、政治史研究如何深入
  历史叙事以政治史为中心,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古老传统。其实古今中外的传统史学,都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这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虽说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影响历史进程最大的,无疑是执政者及其政治决策。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不以政治史为主轴,很难理清当代史的发展脉络,也很难说清其他任何问题。
  然而,即便以政治史为中心,也存在表面化、平面化叙事的问题。对此,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应当重视政治决策的过程。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把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串联成篇,被人戏称为“会议文献史”。会议文献在中国政治中的确处于一个重要地位,有人甚至把中国政治叫作“文件政治”。但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献编排和文本解读上,文件的形成过程更加重要。一个重要文件从动议到调研、起草、讨论再到通过,是党内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话题。我读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仲泉、韩钢等人主编的《中共八大史》,这本书以翔实的档案材料记述了中共八大会议筹备和文件起草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指导思想的多次调整、重要提法的形成以及人事安排的考虑等,生动地反映了1956年中国政治的发展状况。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从起草到通过前后历时两年多,其间经历了大小范围的多次讨论和文稿的多次修改,反映出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最后达成共识的复杂过程。当然,与文件的形成相比,更重要的则是文件如何贯彻。过去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某文件或某领导人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也太过偷懒了。即使是说在认识上解决了问题,也未必准确,因为认识经常是反复的。文件出台与文件实施不是一回事,一个政策从中央贯彻到基层,经历太多环节,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包括认识歧见、利益扭曲和客观情势的制约等。其中有得到较好落实的,也有时效远远超出最初设想的,如统购统销政策,起初或许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不会想到它成为延续几十年而很难放弃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际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情况亦非个别,有些文件甚至一出台就被束之高阁。例如,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很快就被否定了。再如,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随后的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重视吗?关于腐败问题,1980年陈云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话讲到头了,但腐败趋势并没有因此而被遏制。
  第二,应当重视各层级的互动。我们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高层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尤其热衷于高层机密,对于党内各层级的作用很少顾及,省级以下的研究基本阙如。然而,历史不是几个人的小合唱,而是无数人参与其中的大合唱。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这话讲的是实情。在“大跃进”运动中,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干部都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贡献了他们的“想象力”。特别是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地位极为重要。1956年毛泽东说过:“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如果有人对当年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人际渊源等做一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会有很大帮助。以本人阅读所见,李若建写的《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参见李若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我们看到,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地方领导人仍然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特别是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算是一言九鼎,“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如四川与湖南地理环境差不多,都可称为鱼米之乡,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比湖南严重。陈云曾经说过,毛泽东犯错误,一些地方负责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虽然没有谈具体事例,但绝不是随口一说。在许多情况下,毛泽东的想法总会得到地方大员的更多呼应,特别是在出现意见分歧时,毛泽东往往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者。省委书记们也影响着毛泽东,有时甚至走到了毛泽东的前面。(参见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107、133页。)现在我们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模式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你令我行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区域差别显得更加突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更加复杂,包括各种利益的博弈,例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总之,中观研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应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中国当代史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称为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称为邓小平时代,这样说在特定意义上是可以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东左右着政治走向。但历史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事情的发展并不依一个人的意志而行,其结果更不都是决策者想要的。我相信恩格斯说的,历史是一个合力,各种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中国当代史也当如是观。极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如果真的只有一个脑袋,只有一种方向的力量,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了。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减损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第三,应当重视人事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当代史研究重视记述重大事件,对一些基本制度的考察则很不够。客观上说,叙事容易上手,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制度研究则困难得多。然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制度由人设立,因人事而改变,更会对人事构成局限。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与计划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第208页。)。一些基本制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超过任何运动。我们在记述1963年至1965年的历史时,似乎几亿农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四清”,其实“四清”只在部分农村进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多数农村来说也就像一阵风,大风过后农民该怎样还怎样,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样“停产闹革命”。道理很简单,没有人给农民发工资和口粮,农民还得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真正影响农民每一天生活的是诸如统购派购制、口粮制、工分制等等这样的基本制度,而横亘在农村青年面前的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是那个农村户口。
  对当代中国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做一番梳理,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问题。例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就值得认真梳理。户口调查和登记制度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户口登记也是为了适应一般性社会管理和治安需要。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技术上需要厘定计划供应人口,这促成1955年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分界。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取消自谋职业,城镇就业由国家统包,同时,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新职位的创造,于是出现了就业压力,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由此出台。特别是60年代初,为应对经济困难,2000万城镇职工和人口下放农村,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倒流,向农民打开城门的可能性更小了。当然,基数巨大又增长迅速的就业人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仅是就业,附着在城市户口上的各种福利保障制度构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屏障,而这些福利保障制度正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不过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块拼图。钱穆说,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4页。)。这个话在这里也适用。不过,人民公社取消30多年了,计划经济也已成过去,户籍制度的改革却还任重道远,2亿多农民工仍然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说是受阻于利益屏障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视。政治制度方面,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过去发生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列举了党和国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包括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遗憾的是,人们至今都没有对这些制度做过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整体历史”的关照
  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重视个案研究。据了解,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者队伍和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参见《国史研究何去何从——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走向、趋势》,《北京青年报》2014年2月21日。)这为当代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形成了新的知识增长点。依我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个转变。一个因素是资料的获取。历史研究者只能跟着史料走,高层档案难以获得,近年来地方档案馆则相对开放,是一个好的研究入口,散落在民间的史料更是不可胜数。据我所知,不少课题团队搜集了海量资料并已经有成果整理出版,许多课题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档案、民间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的。除了专业研究者队伍,民众收集的史料更加可观。各个阶层都有人在搜集整理民间史料,从事“非专业写作”,包括个人回忆录、家族史、村社史、访谈口述史等。有些非专业人士所掌握的细节大大超出专业人员,有的还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当代史是当代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一段历史,人还活着,事没有终结,谁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许多人有表达的欲望,所谓“平民史学”方兴未艾。这当中肯定良莠混杂,但总体上说是好事,无论是史料搜集、史实澄清还是历史解读,对于深化当代史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另一个因素是新范式的引入。一种所谓“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受到一些学者重视。它认为历史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而是包括文化、人口、地理等全部层次;不应只注重表层的重大事件,更应重视潜藏其后的结构变迁;不应只是少数历史人物的活动史,更应重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甚至把它放到历史研究的主体位置。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以常态的中国农民生活为研究对象,乡土社会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社会—经济史”研究看似碎片化,但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历史”,是一种宏观把握社会变迁的方法。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马克思本人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可以被看作一部整体史的经典之作。他自己比较了三部波拿巴政变史的不同: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把政变只看作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蒲鲁东的《政变》变成了对政变者的历史辩护,而他本人“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4页。)。当代称得上鸿篇巨制的世界史著作,写的都是“整体的历史”。例如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外,涉及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发行量达500万册,风行全球,也是以“整体的历史”的眼光展现了整个西方现代性兴衰的历史。我心目中最好的中国当代史作品,也应当是一部“整体的历史”。我们的视野应当放开,研究的领域应当扩大,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传统领域,诸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习俗、教育、衣食住行、自然灾害、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都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从底层看历史”,不只是肯定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史的意义,也为观察大事件提供了新视角。《开放时代》杂志201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这是杨奎松、王奇生等参加一个工作坊时的发言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前高校学者以“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的情况。它给我的启发,不是所得到的结论,而是视角的转换。过去考察中国革命大都是“从上往下看”,而“社会—经济史”角度是“从下往上看”,试图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和传统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当代史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部群众运动史,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群众”,充其量“群众”只是一个朦胧的布景。举例说,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60多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无不关涉几亿农民的命运。然而,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变革,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缺乏解释力。如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超乎所有人预期地提早完成,而且没有遇到什么群体性的阻力,这与苏联当年的情况形成对比,有人把这称之为“中国集体化之谜”。传统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然而,这些结论都是写在文件上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史实验证。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80页。)。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而是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由此看来,解释“中国集体化之谜”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性研究,特别是从农民和农村干部角度来研究。也许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农民只是被动的顺应和承受者,他们的行为无足轻重,不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集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行为模式。高王凌写过一本书,专门调查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中间存在的各种“猫腻”行为,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反行为”(参见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对于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农民在制度框架下总会有一些自己的应对之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政策意志与农民意愿之间经历长期“顶牛”,最终政府还是不得不向农民做出让步。在80年代以后的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中,更可以看到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自发选择所起的作用(参见萧冬连:《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从历史视角看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需要一种“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因为中国改革大多是地方先行先试,许多故事发生在下层。“从下往上看”中国改革,可能会得出很不相同的图景。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并不激烈,其实不尽然,有些改革是相当激进的,只是它分散在不同的地域和单位,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例如90年代的国企改制就相当激进,我们从文件中看到的只是些抽象的条文或冷冰冰的数字,其实背后有多少故事情节,关涉多少人的命运!最近我看了一部记录一个三线军工企业改制的片子,各方利益的博弈惊心动魄,看了后给我的震撼,是读多少文字记录都不可能有的。由此我想到,影像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代史研究除了文本以外,应当十分重视以影像资料的形式来记录和呈现。
  当代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很难画出一道清晰的界线,正因为如此,当代史研究也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大都重叠,只是观察视角和方法不同。事实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界学者都在述说中国当代史的“宏大叙事”。王学典感慨地说:历史学界刻意规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等等,在这场讨论中悉数登场,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王学典:《还在反思文革史学?该反思改革史学了》),我倒是认为,让当代史研究者来讨论这样宏大话题不见得是好事,难免落入空泛的议论之中。但我们不能自我划定边界,对于其他学界的讨论不予关心。当代史研究应当有跨学科合作和成果互鉴。以我本人的经验,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总会得到启发甚至意外收获,当然不是照单全收,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与此相联系,当代史研究并不拒绝尝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可以为我们深度解读历史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例如“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不少学者认为,30多年改革带来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收缩和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的生成。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也是观察近3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化的一个很好的视角。我们中间多数人或许不能亲自做这类调查研究,但不妨碍我们关注其他学者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当然,当代史研究者还是要坚守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首先它都是“史”,凡“史”都应依史实说话,以求真为目标,而不是依据某种理论进行演绎,以逻辑自洽为旨归。有一种现象是应当避免的,就是一味求新,堆砌一大堆自己都不甚了了的范畴和概念,把本来可以简单说明的问题搞得很复杂,使读者看得很费力。把心理分析引入人物研究,也是近期的一个趋势,这对于深入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但心理分析也有它的限度,就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证明。如果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所谓心理分析就会变成诛心之论。因此,但凡涉及历史人物动机和心理的推断,还是收敛一些为好,仍然要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