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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发布日期:2017-11-24 14:49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积极推进,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日益关注,成果蔚为大观,至今已出版论著愈百部,发表论文更达数万篇。这些研究多从现实角度讨论,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的论著不多,精品力作较少,关于深化改革开放史之理论与方法的探究更为少见。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史在党史国史上所占时段越来越长,深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日益迫切,国内外对于清晰展现改革开放史的需求与日俱增。这表明深入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十分重要,也有很大空间。本文拟从理论、方法、可持续三个维度,探讨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路径。
  一、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理论维度
  研究问题必须有科学理论指导。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改革开放,势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理论维度看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针对以往存在的问题展开,在积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坚持以我为主,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展开。
  研究必须坚持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相结合。针对党史研究过多关注高层关注精英、存在“文山会海”等问题,龚育之曾指出,党的历史要写出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龚育之:《论党史研究的十大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4月16日。)。这是因为,唯物史观认为,民众才是历史的主体,民意是解释历史的基础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改革开放史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民众史观”(郭德宏:《论民众史观》,《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研究者要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让民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反映各个时期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和愿望,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只讲民众史观不顾精英也不符合历史实际,研究改革开放史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相结合,写历史见物更要见人,既见英雄也见民众。精英史观与民众史观两个都要讲全(张静如:《精英史观和民众史观两个都讲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至今,不少改革开放史研究还是高举高打,对中低层注意不够,对民众的实践和贡献注意不够。在论述改革开放初期时,学界一般还会写到安徽小岗村村民包产到户的创举、广东高要县农民承包鱼塘的事迹等,但在展开90年代以来历史时则将较多笔墨用于高层决策、重大事件和重要会议,中低层的人物或事件着墨较少。因此,克服研究“偏向”,不仅要树立正确史观,亦需学界共同发力。
  注重理论借鉴与坚持以我为主相结合。应该指出,西方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流派,如法国史学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美国的新文化史等,搭建起许多富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分析框架,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必须承认西方在史学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建构等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学术前沿,其中有不少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史家杜维运曾指出:“西方史学家解释历史的艺术精湛;其论史的理论,滔滔若江河之流,永无休止;其治史的方法,变换若五光十彩,炫人耳目。凡此,皆非中国所能企及。中国史学家长于历史叙事的艺术,而拙于历史解释艺术;其治史的方法平实;其论史的理论简短,此皆有待西学于西方。”(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尽管如此,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决不能妄自菲薄,必须以我为主,树立“中国中心观”,切不可照抄照搬,更不能削足适履。
  必须围绕改革开放史的主题展开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光辉成就的历史,这是改革开放史的主题。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必须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回答国内外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国改革为什么能走到现在并取得巨大成就?这在研究过程中就要突出党是如何领导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究竟有哪些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进展是什么等诸多内容,尤其要关注共产党和改革开放的互动关系。当然,也不排斥研究者就某些专题进行深入挖掘。如研究80年代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外脑”参与、改革开放以来对口支援制度的建构与实施等,都有助于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无论作专题研究还是通史研究,在探究多种可能性的基础上,研究者必须持有主题性观念,确保把人们对改革开放史的记忆串起来,尽力呈现一部真实客观的改革开放史。有的研究剑走偏锋,专门揭露改革中的失误;有的研究无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搞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都需要用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历史真实予以积极回应。
  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方法维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历史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鉴于改革开放史的丰富性和时代性,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既要使用史学方法,也要从改革开放史研究实际出发,发展和建构一套适合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方法体系。从研究方法维度看,至少有学科互鉴共享、观照复杂互动、宏观中观微观有机结合、积极开展口述访谈等四个方面。
  坚持学科互鉴、方法共享。人类活动的过程是各种知识出场的过程,研究历史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中国改革开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建设、国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研究它的历史,自然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精通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还要旁通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了解政党政治。研究者若想作到这一点,势必要有开阔的胸怀和眼界,坚持学科间的互相借鉴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共享。例如,研究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不可避免会涉及决策人的心理变化,研究者若无心理学基础,研究就很难深入,而测量把握决策心理需要的方法,又非史学理论与方法所能提供。又如,研究改革开放如何启动,仅关注共产党的觉醒、世界大势远远不够,还要研究基层民众心理结构的变化和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主要矛盾的变化等诸多深层原因。为推动历史研究走向深入,史学界多年来一直强调践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要求学科间互相借鉴,在方法上实现共享。显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还必须积极建构符合改革开放特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争取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新范式。
  观照各种复杂的互动。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是在互动中运动发展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互动,包括党内上下层之间的互动、党内外的互动、国内外的互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党史》2008年第6期。)。这种互动使得改革开放迅速成为波澜壮阔的潮流,也推动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因此,探究改革开放史必须观照各种互动,注意在互动中研究,在互动中深化研究。目前,国内不少论著的写作视野较为局限,对问题的论述只强调其中某一个方面,没有注意到改革开放带有复杂互动的特点。改革开放史上有很多重大决策的出台都是党内外上下互动的结果,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经济特区的设立,既有地方实践经验的积累、地方官员的鼓与呼,更有中央领导的明智支持。研究改革开放史要注意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明时代特点是经济全球化潮流蓬勃兴起。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融入世界、实现合作共赢。中国无论是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都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代中国也是开放的国度的深入考虑。研究改革开放史还会发现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体现了理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并为实践检验的特点。未能经受中国实践检验的理论、不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不可能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处理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改革开放的关系,以及党内外如何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进行良性互动等内容,都需要得到关注。沿着互动的思路爬梳探觅,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
  注重微观、中观与宏观研究间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涉及领域广泛,许多重大事件的背景十分复杂,为各种层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必须坚持宏观、中观、微观研究齐发力,促使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有机统一和有效整合。近来,不少学者目光向下,关注微观历史和个案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这是存史治学的好趋势。微观研究是在针对以往研究空泛、选题宏大、研究不够深入的背景下兴起的,但我们不主张为个案而个案的研究,而应抱有小题目大关怀、小视角大世界的情怀。关于中观研究方面,历史学者杨念群提出了“中层理论”(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概念,主张历史研究要关注中观。张静如认为自己的专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就属于中观研究。渐渐引起学人重视的中观研究试图避免微观研究的琐屑和宏观研究的空疏,成为连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和纽带。无论微观研究的兴起还是中观研究的突破,都并不否认对改革开放史进行整体研究的努力。宏观研究必不可少,但要建立在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的基础上。没有扎实的微观研究作基础,中观、宏观研究必会陷入空疏之境地。美国华裔学者邹谠在1994年写就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为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样本,值得学习借鉴。在以往的历史经典著作中,既不乏宏大巨著,也有中观层面观照,更有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因此,只要不图虚名,认真扎实持续展开研究,无论是从哪个层次切入,都会有所收获。
  运用口述史学方法开展访谈,积极留存史料。随着改革开放历史的自然延伸,保存、储备好与改革开放有关史料的任务日益迫切。人所共知,在留存改革开放史料时,积累口述史料尤为重要。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优势不仅在于当代人能亲身感受当下,还在于能与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现场对话,如实记录下他们的过往,尽可能留住历史鲜活的一面。研究改革开放史的优势在于亲身经历者尚在,留存史料存在较大可能。但也应看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已经渐渐老去,抓紧对健在的关键亲历者进行采访录音、保存资料刻不容缓。如在推动上海浦东开发的见证人和领导者群体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人世,即使健在的人也多处于耄耋之年,如不开展抢救性保存,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推动农村改革、创办经济特区等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经历者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杜润生等领导人,留下的谈话记录、文集选集、讲话稿等为研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当代学人要力争走出书斋,争取更多机会与改革开放亲历者对话,为保存有关史料积极努力。
  三、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可持续维度
  持续深入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不仅要求指导理论科学严谨、方法有效多元,还要有人才队伍的有力支撑,发动大家一起来研究改革开放史。
  抓紧设立相应学科,积极培养人才,尽快建起一支致力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队伍。人才队伍是深入进行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础。国家一向重视历史研究,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的队伍比较庞大,但队伍内部分化现象严重,研究当代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的人力资源明显短缺。这和学界一度流行的当代人不宜修当代史的观念有关,根据是其距离太近且尚未沉淀,难以作出客观评价。但随着史学研究的演进和昌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认为当代人可修当代史(如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党史》2008年第6期)、萧冬连《关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都认为当代人可修当代史。)。现在看隶属中国当代史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不仅可修而且必修,且必要性和迫切性愈益突出。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研究改革开放史既有自身优势更是责无旁贷。近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逐渐加大了研究力度,积极组织编写改革开放史资料,出版了《改革开放口述史》等著作。党史学界最为权威的杂志《中共党史研究》发挥了聚焦改革开放的良好导向作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在集体转向改革开放时期的研究,这都值得肯定。但高校系统的当代史专业人才出现青黄不接,有的著名高校历史系的相关研究者更是缺乏。这里既有课程设置受局限的因素,也受到研究历史越老越好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平台才能有专业,有专业才会有人才,有思路才会有出路。高等教育部门要站在高处,着眼党的百年,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优化史学学科设置,增设中国当代史专业,或恢复上世纪取消的中共党史专业,形成一整套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缺乏、后继无人的问题。党史国史研究管理部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把更多力量投入改革开放史研究,系统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为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坚持开放式研究。随着时间流逝,改革开放史注定要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重点领域、重头戏。应该看到,研究改革开放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还要采取开放式研究,欢迎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跨界参与进来。近来社会上流行的个人史、家庭史书写以及相关资料搜集工作,很多就不是史学工作者所为,而是对个人历史、自己家庭历史感兴趣的业外人士。这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一定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对改革开放史具有很大兴趣,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高质量成果。这些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也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生力军。对此,既不能轻视,也不可求全责备,而应采取相互交流,实现“研研相长”。但研究者要始终持有警惕心理和怀疑心态,对包括非历史专业出身者撰写的历史类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史作品,更要仔细甄别,不能偏听偏信,要不断提高辨别失实描述的能力。最近几年来网络上大量出现伪造史料的情况,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对于网络史料和网络作品尤其要提高警惕心理。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发动大家一起来研究改革开放史,才能够使得这项事业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沈传亮,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