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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党校的建立和中央党校在武汉筹建的基本情况

发布日期:2017-08-25 12:40

  凃天向

  两湖党校的建立

  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就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党内教育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这是目前所看到的党的文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党校。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再次强调要设立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以培养党员“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1925年9月,中共四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各地开办两种党校,一种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任务是训练工人;一种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训练政治知识较高和已有工作经验的党员。根据中央精神,1925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成立;10月,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成立,罗亦农任校长;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党校成立;1926年9月,中共广东区委党校成立。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各区委党校的建设发展情况,注意总结做法与经验。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之“地方报告问题”中,要求各区委、地委每月按期报告“党校成绩(如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显示出中共中央对党校工作的重视。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席卷长江流域,两湖地区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中共的影响迅速扩大,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和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快速增长。据统计,1926年5月,湘区有党员1686人,鄂区有党员428人。8月统计,湘区党员发展到2699人,增加1100多人;鄂区党员发展到1000人,增加1倍。湘鄂两区共计党员3699人,占全国党员总数13281人的27.85%。11月初统计,湖北党员发展到1500—1600人。党员人数的快速增加是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党员文化理论水平偏低、部分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尚不坚定、革命实践经验不足、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深刻等等,提高党员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坚定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推进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1926年10月,张国焘在给中央的信中谈到湖北党组织的状况:“党务仍然涣散,因同志过去未受训练,许多同志比较更重视民校(国民党的代称)”。颜昌颐11月初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甚感工作人材缺乏之苦”。随着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在武汉创办两湖党校,加强对两湖地区党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党员素质,培养党员干部,对于促进两湖工农运动高潮的兴起,推动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1926年9月26日,《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明确要求:“沪、粤、湘、鄂四区都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才”。在此前后,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两湖党校。

  两湖党校的基本情况

  两湖党校地址选在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1925年,共产党员吴德峰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将自家位于武昌黄土坡(现武昌区首义路)鄂园对面的一栋三开门的楼房拿出来创办崇实中学。他动员继母变卖金银首饰,作为办学经费。吴德峰任校长,蔡以忱任训育主任,费侃如任教务主任。聘请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做教员,教员多是义务教学,没有工资,只有少数职员如会计、事务等拿少量薪金。崇实中学分高中、初中两部,有学员200多人,当时是国共合作,很多学员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但也有少部分学员加入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吴德峰、蔡以忱分别担任党内重要工作,大多数教职员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掩护场所的崇实中学已无存在的必要而停办。

  选择在崇实中学创办两湖党校是经过全面分析和综合考虑的。一是武昌环境相对安全一些。当时,叶挺独立团驻扎在武昌,后来又由叶挺负责武昌守备工作。二是这里是崇实中学旧址,有办学基础和条件,适合办学。三是这栋房子是吴德峰家的房产,吴家是官宦之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吴德峰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官员与国民党上层往来密切。因此,在这里办党校,不容易引起怀疑,有利于安全。

  两湖党校共招收80名学员,湖南区委、湖北区委各选送40名。到1926年11月初,湖南40名学员全部到达武汉,随即湖北区委40名学员也选出。实际上,两湖党校学员应该超过80名,因为还有旁听学员,旁听学员只在党校听课,不能在党校住宿,只有正式学员才在校内住宿。党校学员大多数是男学员,女学员有4个,湖北是丰俊英和罗亚兰,湖南是刘英和肖灿云。

  两湖党校负责人是张国焘。1926年9月,中央决定张国焘到湖北任中央特派员,同年12月,中央决定张国焘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颜昌颐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时是特立(即张国焘)同志多负责任”。有回忆资料说彭述之是两湖党校负责人之一,而且非常肯定。彭述之当时是中央局委员、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党校工作归中宣部管理;而1926年12月彭述之来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因此可以判断彭述之参加了两湖党校的领导工作。还有回忆资料说湖北党务干部学校训育主任何子述兼任两湖党校教育长,因为当时党员干部有很多兼职,何子述兼任两湖党校教育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教员有张国焘、鲍罗廷、彭述之、项英、王一飞、恽代英、何子述等,大多数是兼职。

  总的讲,两湖党校学员文化水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学员文化理论水平比较高,如刘英是长沙女师党支部书记,肖灿云是长沙女师团支部书记,邓斌是武昌法政学校毕业生,丰俊英是湖北女师毕业生。但有些工农党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如罗仲文是黄冈县李集(今新洲区李集街)人,泰安纱厂工人,为工会积极分子,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文化理论水平不高。从区域上分析,湖南区委选派的40名学员政治文化素质较高,因为湖南区委安排学员进党校的目的是培养做地委书记、委员工作的;而湖北40名学员的文化素养相对要差一些。由于学员政治文化水平有较大差异,两湖党校最初拟定开设2个班,因人施教。但由于时间紧、教员和教材严重缺乏,条件不具备;加之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各地需要大批干部,因此,两湖党校决定只开设1个班。

  两湖党校课程主要有阶级斗争史、第三国际、辩证唯物论、革命运动史(如五四运动史、五卅运动史)、革命形势等。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规定:“党校的教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A)《革命常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问题的通俗的解释;(B)《党务常识》——党的、工会的、学生的、妇女的……各种工作的组织宣传等方法原理之解释和论述”。因此可以判断这两本书是党校的教材。由于经费紧张、时间仓促,教材严重不足,颜昌颐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惟教员、教材均甚缺乏”。两湖党校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己编写教材,采取油印、刻蜡板等办法解决教材问题,教员亲自编写教材,学员自己动手刻蜡板,教员边写作边教学,学员边刻蜡板边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党校学员学习和生活很艰苦。4个女学员住在一个房间,属于特殊优待;但男学员就挤在一起。湖北学员丰俊英家在武汉,虽是大家闺秀,但人很朴实勤勉,待人热情大方,助人为乐。女生们对她开玩笑,说你家在这里,搞点好东西给我们吃。丰俊英说:“可以,我搞牛肉来吃。”果然不久,丰俊英的妹妹拎着个瓦罐来,打开一看,是一罐子牛肉汤。女生们非常高兴,大大地改善了一下生活。

  因为生活艰苦,所以学员有时候需要家中寄钱来补贴。刘英回忆说,毕业前,她姐姐寄来10元钱,但她要去汉口买东西,事情很急,但手上没有钱,又没时间去取钱。正不知怎么办,刚好碰到党校领导彭述之。彭述之倒是没什么大架子,问明情况后,爽快地拿出10元钱给刘英,刘英就把汇票给了彭述之。

  虽然当时北伐军已经占领武汉,共产党组织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但两湖党校还是处在秘密状态,没有对外公开,党校教学工作也是秘密的,对外挂的是崇实中学的牌子,周边的市民不知道这就是中共的两湖党校;选派到党校学习的过程是秘密进行的,学员由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南区委确定;学员的身份是保密的,不仅亲朋好友不知道,就是父母亲也不知道。刘英奉党组织之命离开长沙到武汉,没有对母亲说。她母亲忽然发现女儿不见了,受到很大惊吓,十分耽忧。党校还制定严格的纪律和校规,规定不得暴露个人身份,不能随便外出,不能同外边打交道等。

  颜昌颐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两湖党校预备11月10日开课。但因湖北学员尚未到齐,故而未能按期开学。刘英回忆说两湖党校是11月开学的。综合档案资料和老同志回忆资料分析,两湖党校是在1926年11月开学的,1927年1月底毕业,学期2个多月。这符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问题议决案》关于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毕业期限不要超过3个月”的规定精神。

  两湖党校教职员的基本情况

  两湖党校虽然只有2个多月时间,但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两湖党校教员学员中,大多数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同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党校教员恽代英、项英、王一飞、何子述等优秀共产党员。本文仅列举邓乾元、邓斌、封俊英等几名党校学员为例。

  邓乾元在两湖党校毕业后于1927年4月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后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等职,参与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参与大冶兵暴,后任工农红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军第八军政委。1934年长征前夕被“左”倾机会主义迫害致死。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邓斌在两湖党校毕业后被派到黄冈县从事工运工作,任县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回黄冈领导鄂东回龙山暴动和杨鹰岭暴动。1929年10月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10个党支部,推动武汉工人运动的复兴。1930年3月23日在武昌被捕,4月5日,邓斌和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等4人被杀害于武昌阅马场。就义时,欧阳洛带镣铐走在前面高呼口号,邓斌等人高唱国际歌和之,沿途市民无不为之动容,洒下悲伤的泪水。

  石炳乾是湖北黄梅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黄梅县党部常务委员。1927年春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秘书、各县党务视察员,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前后在中组部工作。八七会议后参加鄂南暴动,历任中共大阳区特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科主任、中共京汉路区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3月19日在汉口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丰俊英受党组织派遣同中央监察委员蔡以忱一起到湖南常德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她化名在一所小学当教师作掩护,白天教书,晚上帮助蔡以忱整理文件。1928年,参加震惊湘南的石门暴动,不幸被捕,成为17位革命烈士中唯一女性。

  还有一批学员经受住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方面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如刘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赵君陶,担任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但也有少数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脱离党组织,甚至叛变革命。如张国焘1938年叛党,投入国民党军统组织;彭述之后来加入中国托派组织,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负责人之一;学员萧同华后来也参加了托派组织。当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张国焘、彭述之后来的表现而否定他们为两湖党校建立所作出的贡献。

  中共中央在武汉筹建中央党校

  到1927年4月,全国中共党员发展到57967名。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人数增加,建立中央党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而各区委党校的建立特别是中央两湖党校的建立和发展,为创办中央党校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1927年4月下旬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出“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鉴于党的发展和组织状况,“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即是建立中央党校。

  按照中共五大精神,1927年5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成立中央党校有关问题——教(务)长、教务、庶务会计、地点、经费等。决定米夫任教育长,并由米夫起草中央党校计划,米夫的妻子任教务,庶务会计由湖北省委去找人,地址设在武昌,人数300人,学期半年,7月30日开学。中央党校筹建工作开始进行,包括确定中央党校领导,选调中央党校教员,确定学员资格和学员构成,分配学员名额,筹措和安排党校经费等。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党校委员会,瞿秋白任书记;建立中央党校筹备处,由米夫、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等人组成。

  6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讨论中央党校学生(员)名额分配、学员构成等问题,决定由“组织部改正,成分三分之二为学生”,并发通告。6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党校问题,决定中央党校开办费49700元,每月14200元;人数分配不变,学生资格四条;主任为俄同志,副主任尹宽,事务主任张秋人,翻译李德昭、刘国庄,开学时间7月30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武汉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撤退疏散在武汉的大批党员,中央党校未能办成。但五届中央决定创立中央党校,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武汉,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发源地。